真知即所以为行,不行不足谓之知。

方方的武汉日记(2020.2.22-2020.2.24)
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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正月二十九(2月22日)

蔓延难以控制,看来这真的是个难题
天气依然晴好。也很暖和。躺在床上看手机。
第一个看到的便是网上一位武汉女性批评社区的录音。她脆嘣嘣的武汉话,噼哩啪啦,干脆利落。少有粗口,更有成语。引发人们爆笑,甚至追捧。我自己也乐得不行。
这口音我太熟悉了,它应该是我青少年时代居住的江岸区二七路一带居民的方言。属于不太纯粹的武汉话,与汉口中心地带更地道更正宗的武汉话相比,略有差异。不过比我讲得好。不少朋友发了这个音频给听。我说,你们了解武汉女人了吧?这里面粗口很少,很讲道理,应该算是武汉的雅骂。
美好的天气,加上这顿痛快的汉骂,让今天的心情,有了一个好的开头。
封城一月,再次接受中新社副总编夏春平的采访。访谈先在网上完成,下午他们过来照相,又闲扯了几句。文联大院门口值班人员很负责,尽管他们记者证什么的都齐全,但仍然要一一登记,并且测量发不发烧。我笑他们说,万一你们是暗访的呢?那我们岂不亏大了。
夏春平这次不光送了口罩,还送了酸奶牛奶。回家后竟还发现有一盒巧克力。立即对同事说,哪天值班你过来拿一下,给你娃发个福利。平时我常把别人送的巧克力转送给同事的小孩。有一天那孩子突然说:我觉得方奶奶是活雷锋。这一说后,我就更乐意送巧克力了,可见理论铺垫多么重要。
送走夏春平一行不足半小时,远在美国的同学便转给我这份采访,上面还有刚刚拍的照片。真是把我惊讶到了。网络传播之快速,简直不可思议。我家的人几乎都是理工男,我受影响,已经算是很能适应高科技了,用电脑写作也早在1990年。但我依然跟不上现代科技的高速发展,常常会被它的能量吓着。
“今日头条”拉我加盟,第一天,我在他们的“微头条”中发了一篇日记。结果第二天的阅读量达两千多万,后来更是达到三千多万。真是把我吓死。对我这种适应了小众读者群的人来说,读者太多,反而会有恐惧感,觉得这事太不正常,差点就不想写下去。同学们使劲鼓励,这才坚持。
对于官方媒体的套路,我还蛮熟。采访问题很多,选用的回答很少。出于理解的原因,我还是尽可能详答,给他们以选择。好在,他们如果外加了其他内容,我坚持一下,便也能很通达地放弃,尽量尊重我的本意。总的来说,中新社的言论尺度相对稍宽,当然也足够谨慎。肯定不能像我在自媒体上那样放松和自由。
比较起来,新浪微博的言论尺度是最宽松的。而且我特别喜欢在那个小框框里写,每次都是一气呵成,相当舒服。可惜,他们架不住那帮极左分子成群结队地投诉,由此封了我的微博。我给他们留言说:你们真是辜负了我对你们的爱呀!
今天医生朋友一大早传来他对疫情的看法。我在下午也询问了一下情况,概括如下:根据三天的数据,趋势在好转,但没有质的变化。目前疫情的蔓延,并未完全控制。疑似病人,数量依然很大。只是床位的压力减少了一些。多出的床位,来自两方面:一是出院,二是死亡。死亡人数,每日接近一百。
这是很让人难过的信息。武汉市的排查力度,已经够大,大到许多市民都有点吃不消。但是,蔓延却依然难以控制。或许正因为此,武汉才要再建19个方舱医院。床位增加了,让床来等人,以防病人由轻症发展到重症。
医生朋友重复他以前所说的:早期拖延下来的重症和危重症病人,武汉还有近万人。所以,死亡数据很难降下来。危重病人呼吸困难,主要是解决呼吸问题,靠吸氧等措施。想起昨晚看到过财新记者的一篇文章,似乎讲的就是一根呼吸管赌生死的过程。
在医生朋友的谈话中提到这样一句:现在中药有一定疗效。这让我想起,曾经有网友留言,追问中药的效果如何。为此我把这个问题抛给医生朋友,因为他是西医方面的专家,我想知道,现在的西医专家们怎么看这个问题。
结果这位医生朋友说:现在很多医院的整个病区全部由中医医生接管,取得很好的疗效。当然中医也用西药及西医手段。中西医结合,效果非常明显,也得到了国家层面的高度认可。刚开始,西医都竭力反对,各种嘲讽。现在效果出来了,所有反对的人都不吱声了。
我认为,疫情过后,国家肯定会发力支持中医发展,他们在这次战役中表现耀眼,有目共睹,西医不服都不行。中医便宜很多。我个人不懂中医,但从来不排斥中医,中华文明五千年,生生不息,西医在中国占主导地位只有几十年,中医药有效是肯定的。上述话是医生朋友分好几段写的,尽管我归到一起,但全是原话。
我有个大学同学,在中医学院教书(中文系分到中医学院,教医古文?我也没问过)。从疫情一开始,他就认为,用中医来医治,一定会有好效果。而且从头至尾,他都在宣传和坚持这个观点。并且还很生气地批评武汉没有好好用中医。我把医生朋友的话贴在了大学同学群里。一个媒体同学看后说,从某种意义上说,病毒在抢救中医啊。这话说得有点惊悚。
中医学院的同学果然回复道:真得感谢这次的病毒,让中医中药露了一把脸呢。中医思路与西医不同:“中医是给对方留活路,礼送出境,出境后死活自便(一般也活不成了)。西医是杀灭病毒,杀而不死就没咒念啦。这是他的观点,有点意思,但我又觉得未免偏颇。他理解的中医很有哲学意味,而他理解的西医却似乎歪了楼。
晚上,同学群再次讨论中医问题。班上的中医黑也不算少。中医学院同学再次阐明观点:严格说起来,中西医没办法结合:理论层面完全不同,是两股道上跑的车。现在的所谓中西医结合,实际上是用中医的药,加西医的器材、设备和部分药物:各自发挥所长。这里面其实有很大的问题,甚至是冲突。
关于中西医的话题,我完全不懂,只是原话照搬。平时我自己看病,是以西医为主。但日常调理身体,却常用中药。比方,每到冬天,我都会用诸多中草药煮水喝。我把这种煮水方式介绍给我的同事楚风。她喝了之后,说感觉好多了。
写到这里,突然看到有消息说,早上的“汉骂”已引起各部门重视。区里领导、纪委什么的都登了门,而且中百超市也迅速整改,看来骂得有效果。还有朋友说,这个“汉骂”的英文版也已出来。我简直要再一次笑倒。
汉骂中,牵扯的均是杂事。说实话,时间久了,百姓的吃喝问题自然会非常突出。团购时间长了,模式也明显出现缺陷。各小区门口,每天都挤着取团购物资的人。而且,团购的东西不是一次到,有的小区要分好几次取。本来一天出门一次,结果团购后,导致一天出门几趟。
同时,还有些居民颇难伺候,不只是买生活必须品,还要买整箱买啤酒什么的。让负责团购的志愿者们搬运起来累得够呛。没办法,管理是门科学,哪怕是柴米油盐诸类。但是怎么样更科学地管理,方对控制疫情有效呢?一个写小说的人,肯定搞不懂。
今天网上有个总结:第一批感染者是年前的;第二批感染者是挤医院的;第三批感染者是挤超市的;第四批感染者就是瞎团购的。
医生朋友说,蔓延难以控制。看来这真的是个难题。
二月初一(2月23日)

自己做的选择,自己就要勇于承担选择的结果
今天仍然是大晴天。想起小时候,家里有一本书,名字就叫《大晴天》。内容说什么,早已经忘光了。前阵以为梅花已都谢尽,不料,昨天突然发现,院子里的红梅正怒放着。而且没有哪一年像今年这样,开得如此明丽鲜艳,一种隆重的在场感。
转眼正月已过。我们已经不再细数封城有多少天了。反正就是在家安静地、抱以忍耐心地、尽可能平心静气地等待。不是等待拐点,而是等待何时可以出门。在我看,拐点来不来,似乎已不重要。它行踪难寻,又何必苦苦去求?或许正如雷神医院王院长所说,拐点已经过去。毕竟,武汉最恐惧最悲惨也是最痛苦的日子,已然远去。现在的疫情,尽管缓慢,尽管难熬,但总还是在向好转。
只是,我们还没有摆脱死亡的纠缠。今天早上,一位年轻的女医生殉职,像前两天去世的彭银华医生一样,也只有29岁,她叫夏思思。扔下她两岁的孩子撒手人寰。而晚上,又有一位男医生离世,四十出头而已,他叫黄文军。叹息和哭泣。很多声的叹息和哭泣。然后大家默然地转发这些信息。这已是第几位殉职的医生呢?
今天我在想,不是说,体质差的人更容易被击倒吗?不是说,早期得不到治疗,才容易转成重症而导致死亡吗?以29岁到40岁的他们,这两种情况都不存在,为什么扛不过去呢?带着这种疑惑,我问医生朋友。医生朋友说,是的,老年人中,有基础病的,很容易死亡。
医护人员感染,的确会有很好的医疗条件。至于为什么还会死亡,这跟个人体质的差异有关。每个人的敏感度不同。医生朋友并没有讲得很清楚,只是再次强调了他过去所说的:这个病毒很诡异。昨天我看到消息说,一位97岁老人治愈出院,当时便想,医护人员死亡率如此之高,会不会还存在别的可能?
今天在同学群里,我大学时的小组长老杨对我和另一同学老夏进行了文字表扬。因为我们俩当年都是他的组员。老杨尽管京城当官,在我们这里,他仍然只是小组长。大学同学多数皆已退休,只有很少的几个六零后尚在工作。老夏便是其中之一。1978年入学时的老夏,只十七八岁,一张娃娃脸,看上去更像十四五岁。不知什么原因,从那时起,大家就叫他老夏。
老夏是媒体人,毕业后就在媒体工作,一直到现在,从没挪窝。老夏说,疫情爆发以来,整个报社就进入战时状态。记者都冲到了一线,哪里有焦点,就冲到哪里。除了做报道,还派有下沉社区的任务。他分管四个社区,严防死守,外加为居民服务,买菜买药之类,真心不易。
在我们所有同学中,老夏是唯一一个在疫情前线奔忙的人。他自己调侃道,我代表老八舍去作贡献。老八舍,是我们当年在武大上学时居住的学生宿舍。有同学提议,把今年感动老八舍人物的称号颁发给他。
说到媒体人,据我所知,这次来武汉采访疫情的记者,有三百来个。加上各大网站或自媒体记者,恐怕比三百人更多。正是靠了他们的四处奔走,细致访问,勤奋写稿,才让我们得以足不出户地阅读到许多有现场感、又有深度的报道。
 
有些调查记者,刨根问底,既不放过细节,也不放过关键的时间节点,由此也让越来越多的症结和问题,呈现出来,更让无数英雄人物和事件,为人所知。
其实在武汉,和当年的汶川地震现场还不一样。这里是传染病疫区。你经常会不清楚哪里有危险。你面对的受访人,是不是一个感染者,你可能也不知道。更或者,你已知道,你仍然要前去相见。
听说,好多记者都很年轻,非常有职业精神,不怕苦,又拼命。我自己年轻时也在电视台干过,外出采访有多劳累,有多麻烦,实在深有体会。
只是,今天看到一篇文章,文字相当尖锐,也让我颇感刺痛。我要摘录其中一段,留给自己反思。文中说:
“非常看不起湖北和武汉这些媒体的老总,有些官员固然有责任,难道你们就问心无愧吗?和几千万本省人民的安危相比,自己的仕途和待遇,真有这么重要吗?你们经过长期的专业训练,难道不知道这种病毒的危害?为什么不敢抗争一下,把真实的情况报道出来?”
话说得很重,但这是值得反思的事。只是撰文者也应知道:具有基本常识,专业水准、外加职业精神的媒体领导还有吗?长年的优汰劣胜,导致优秀的媒体人大量流失矮子中间拔长子,把媒体当官场用来混位置的人应该更多吧?
他们当然不会冒天大之大不韪,在元月这个时间段里去为民疾呼。元月要做什么,每个媒体人都知道吧?若提及人民,人民在他们眼里是个零。他们只需对上司负责就可以了,因为他们的位置是上司决定的,跟人民一毛钱关系都没有。
而湖北或是武汉,勇敢的富有职业精神的记者,多的是。张欧亚不还爆喊了一声换将吗?只可惜,他的领导对这种声音的敏感程度,远远超过对病毒的敏感。他们常常会第一时间处理喊出不同声音的人,却将病毒这恶魔全然不当回事。
离病毒最近的,除了医护人员,正是这些记者。记者们可以在病毒面前那样无畏无惧,却在疫情前期选择了缄默无语。这是件悲哀的事。话又说回,媒体人也可怜。可谓两头受气。上面不要他们讲真话,下面要求他们讲真话。
他们经常无从选择。更多的时候,他们只能选择听上面的。既然如此,当下面的人骂他们时,他们大概也只能承担。我一向认为,只要是自己做的选择,自己就要勇于承担选择的结果。
今天,我家门前好像又消了毒。呆在家里,并不知外面动静,倒垃圾时才看到纸条。晚上,又收到负责这一片管理员小周的短信,说有“爱心蔬菜”放在了我家门口。跑出去一看,是两大袋“上海青”,非常新鲜,也非常有看相。不知道是哪里捐赠的,但这正是我需要的菜。
二月初二(2月24日)

检验你的只有一条:就是你对弱势人群的态度
二月二,龙抬头。春耕应该从今天开始吧?但不知道,今年此日,地里有没有劳作的农人。继续晴天,很暖和,有一种大太阳能把病毒晒死的感觉。院里月季都在抽枝发芽,我几乎没有怎么打理它们,但它们依然旺盛生长。
平时经常吃仟吉系列的“工匠面包”。今天他们的老板陆先生让物流给我送了一箱。真不知该怎么感谢。我的同事道波正在门口值班,老远看到我,说一看走路就知道是你。我属于大步流星走路的人,而道波永远穿双尖尖的高跟鞋,慢速行走。
以前一起出差,她基本跟不上我的步伐。道波帮我把东西拿回家,我也顺手分送给她一袋。我们平时经常交换食品。我送她喜欢的铁观音,而她做的菜也经常倒腾到我这里。这种事进行过多少年都记不清了。她做的藕夹和珍珠元子,是我们的最爱。住文联大院里最大好处,就是不缺吃的。
北京同学在群里转发一帖,乃武汉疫情防控指挥部的18号令,问怎么回事?马上有知情同学解读说,先发了17号令。发错了,现在改正。18号令是为否定17号令而发的。坏事传千里这句话,真是没说错。很快就看到网上有教授解读“朝令夕改”这一成语。然后说,这简直不是朝令夕改,而是朝令午改呀。唉,全国人民都盯着武汉,而武汉偏偏昏招频出,真是让人头大。
早期已然拖成重症的病人,医生们仍在全力抢救。但死亡率居高不下。可见这个病进入到重症阶段,真是不太好治。是死是活,全看个人抵抗。而不让轻症转为重症,现在应该做得不错。
听说住进方舱医院的病人,病好了也不想出去。因为方舱医院空间大,伙食好,跳舞唱歌聊天斗地主,一点都不缺玩伴。此外诸事有人管,重要的是还不收钱。远比寂寞地待在家里要踏实得多。说起来,有点像冷笑话。
控制疫情,不让其蔓延,是眼前的最大事,也是眼前的最难事。尽管武汉新的主政领导下严令逐户排查,但面对尚有900万人口居住的城市,地域阔大,众生复杂,逐户敲门排查,难度实在太大。社区人员加下沉的干部甚至大学老师们,要以一对十甚至以一对百、对千的人群且不说,还要冒被感染的危险。
碰上不肯开门的,完全奈何不得。不可能总是派警察去抓,而警力也是有限的。再加上,社区人员或公务员,别说防护服,能将口罩凑够就不容易。前几天,作协同事电话给我,问有没有办法帮他们弄点防护服。我打探了一番,知道很难。总不能跟医生抢防护服吧?
面对疫情严重的社区,这些工作人员的安全很难保证。如果他们被感染,回家再感染家人,岂不是更糟糕?要命的是,不将那些四种人寻找出来,给予隔离或治疗,武汉开城,便永无指望。为此,一户户排查,以防疫情蔓延,无论如何,是武汉的重中之重。
中午,京城同学转来同系七七级张AD的建议。AD说,庞大的潜在感染人群基数无法确认,对全国疫情的防控和治理将造成最大障碍。今早想起这件事就很焦心堵心!为此,他提了一份建议,希望我能帮忙传达出去。我看后觉得或许有用,转贴在此:
我的建议:通过国家层面,动用国家三大通讯运营商(中国电信,中国移动,中国联通),强行联络全国每一位手机用户,发布通知,建立有效的国家紧急状态的反馈机制。每人必须回应每天的健康打卡,学习杭州深圳等地的健康二维码系统。
除上述三家,还需要加上另外两家民间支付网络(微信支付,支付宝)。五管齐下,全国14亿人口,估计可以覆盖绝大多数。没有手机和支付宝的人群,一般情况下也不在疫情集中爆发的地区。老人基本有家人协助,能够被通知。
再加上深圳的大疆无人机和众多优秀的无人机公司参与(国家紧急状态下征集征用),实行疫区无人机巡查。广播,通知,监控的空中网络,最大限度减少地面人员的列入,最大可能提高工作效率,尽快解决所有没有查证的潜在感染者。这是当务之急。
通过电话微信支付宝找人,还有一个重要意义,同时精准锁定所有人相当一段时间内的行动轨迹(11月1日至今),谁也跑不了!
上述文字,是AD原文,我完全照搬,是否合理或是否适用,由专家们考虑。AD的父亲是《黄河大合唱》的词作者张光年(真巧,我前面提到的同事道波,其姑夫便是《黄河大合唱》的作曲冼星海)。
我办《今日名流》杂志时,曾经登载过张老的数篇日记。后来日记结集出版,张老给我寄来书,并夹了一封信,其中还提到AD跟我同学一事。因张老地位太高,又是同一系统的人,我觉得不方便回信,就没回。
那时,我年轻,对自己要求过于严苛,不允许自己借办名人杂志之便利去与各地名人交往,反倒是尽可能与名流们保持距离。但在后来听到张老去世的消息时,我感到十分后悔,觉得自己未免迂阔。
今天下午,还读到财新记者的一篇文章,内容主要谈福利院、养老院的老人们在疫情中的生存情况。其实,就算没有疫情,这些老人便已是弱势群体中的弱势,处于社会边缘之边缘。他们的日常生活能不能在人均水平上下,很多人是存疑的。而当病毒将健康人纷纷击倒时,他们的状况便不堪想象。
其实大约在近十天前,我已听说福利院老人因受感染而连续死亡的事。尽管信息源可靠,但我因无法进一步确认,也就没提。毕竟,那么多人在等着骂我,而封号的刀也一直架在头上。
现在,记者极尽详细的采访,地点数字人名时间,都清清楚楚摆在面上,还有谁能回避这些呢?“眼泪都哭干了”这样的话,已远远表达不了我们心中的悲痛。
财新记者(向TA致敬!)的文章说:昨日,“部分家属接到康养中心老人的电话,称院里通知部分老人出去隔离。‘去哪儿隔离?是否有人照料?符合哪些标准能去隔离医治?剩下的老人是否被感染?能否得到有效防治?老人们的核酸检测结果能否告知?院方能否及时披露真实情况?政府能否增加养老院的医疗、护理人手和资源?’”
家属们忧心如焚,还在焦急等待回应。但我想,既然政府已经接管下这些人这些事,人心都是肉长,他们自然不会再漠视这些老人现存的问题。
但我更想说的是:检验一个国家的文明尺度,从来不是看你楼有多高、车有多快,不是看你武器多强大、军队多威武,不是看你科技多发达、艺术多高明,更不是看你开会多豪华、焰火多绚烂,甚至也不看你有多少游客豪放出门买空全世界。检验你的只有一条:就是你对弱势人群的态度。
今天还有一件事,需要记下:我的微博几天前已经解封。起初,我并不想再回去。说来也是一种失望感吧。更何况那里的流氓很多,同学们也劝我别上微博,以免坏了心情。但是仔细想过后,我决定还是启用微博。
记得前不久听过一个音频,其中最后一句话是:“别把世界让给你鄙视的人!同理,我不能把我喜欢的微博地盘让给我鄙视的人。好在微博有黑名单系统,对那些前来叫骂的人,我可一律拉黑。黑名单就是我隔离流氓病毒的防护服和N95口罩。
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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